馮諼彈鋏圖 （資料圖片）

    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中國崛起了一個特殊的階層——士，這批優(yōu)秀之士不僅有知識、有技能，而且關心民瘼，熱愛國家，有仁者之心。這樣的士相當于今天的知識分子，但是其范疇要更寬廣?？酌隙τ谑康恼撌霾粩嘟嫼统鋵嵵康木駜r值，不僅對知識分子，而且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與發(fā)展，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。我們應該認真分析、研究、賡續(xù)，使之成為推進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動力。

    士的崛起

    士，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特殊階層。

    士在甲骨文中作“┴”，楊樹達訓詁：“─”，象征土地；“│”象征秧苗插入田地的形狀（《積微居小學述林》），二者接合起來，便是在田地里勞作的農(nóng)夫。

    士在中國的歷史上有一個發(fā)展過程。西周時期，士是宗法制度的產(chǎn)物。孟子說：“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”（《孟子·萬章下》）

    把士分為上中下三等。那么，什么人可以成為士？卿大夫的嫡長子繼承父位仍為卿大夫，其余諸弟則成為士；士的嫡長子仍為士，其余諸子便成為庶人了。在那時，士是一群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群。

    到了春秋戰(zhàn)國，士的含義再次發(fā)生變化，不再與血緣相關，而成為有一定知識與技能的人群。在這個人群中，涌現(xiàn)了一批優(yōu)秀之士，他們不僅有知識、有技能，而且關心民瘼，熱愛國家，有仁者之心。技能是多種多樣的，比如學雞叫也是一種技能。簡之，有一技之長的人均可以成為士。這樣的士相當于今天的知識分子，但是其范疇要寬廣許多。

    在這一時期，諸侯與卿大夫紛紛養(yǎng)士，出現(xiàn)了許多關于士以及養(yǎng)士的故事，在后者，最著名的是戰(zhàn)國四君子：魏國信陵君、趙國平原君、楚國春申君與齊國的孟嘗君。孟嘗君，姓田，名文，繼承其父田嬰的封地于薛（今山東滕縣南），孟嘗君是其封號?！妒酚洝分^其“在薛，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”，對這些投奔他的士，“孟嘗君舍業(yè)厚遇之，以故傾天下之士。食客數(shù)千人，無貴賤一與文等。孟嘗君待客坐語，而屏風后常有侍史”，在屏風后面安排一個記錄員，記載他與士的對話。孟嘗君對這些人很熱情，“問親戚居處?？腿ィ蠂L君已使使存問，獻遺其親戚”。士還未到家，孟嘗君贈送的禮品已經(jīng)給他的親朋家人送去了。

    有一次，孟嘗君招待一位士吃晚飯， 人很多，“有一人蔽火光”，擋住了這個士的視線，看不清孟嘗君吃什么，“客怒，以飯不等，輟食辭去”?？吹竭@個情況，“孟嘗君起，自持其飯比之”，這個人見孟嘗君的飯菜與自己的并無兩樣，非常羞慚，覺得自己心胸狹窄，不配稱士，乃拔劍“自剄”而亡。士就是如此有羞恥之心且勇于承擔，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。而“士以此多歸孟嘗君。孟嘗君客無所擇，皆善遇之。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己”。

    在孟嘗君門下之士中，最著名的是馮諼。這兩個人見面很有戲劇性。馮諼是“躡蹻而見之”。蹻，是草鞋；躡，是穿。躡蹻，穿著草鞋去拜見孟嘗君，可見馮諼之窮。孟嘗君問他：“先生遠辱，何以教文也？”這是客氣話，背后的含義是：你為什么來我這里？馮諼說：“聞君好士，以貧身歸于君。”回答得很坦率，因為貧困所以投奔你。孟嘗君于是把他安排在宿舍里。十天以后，問馮諼的情況，管宿舍的人說：“馮先生甚貧，猶有一劍耳，又蒯緱。彈其劍而歌曰‘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’。”蒯，是一種水邊植物，其莖可以制繩；緱，是纏在劍柄上的線。古代的士往往佩劍，劍柄上多做裝飾，馮諼因為窮，劍柄上沒有任何裝飾，只好纏著草繩，可見他的窘迫。那時的士，無論貧窮還是富貴，都是佩劍的。

    齊愍王二十五年，孟嘗君被齊王派至秦國，秦昭王欲聘為相，但是有人進讒說孟嘗君是齊人，如果任其為相，肯定會“先齊而后秦”而對秦國不利，昭王于是把他囚禁起來“謀欲殺之”。孟嘗君于是向昭王的一位寵姬求救，寵姬說：“妾愿得君狐白裘”。然而，孟嘗君只有一件狐白裘，“值千金，天下無雙”，但是已經(jīng)獻給了昭王，再沒有可送的。孟嘗君乃遍問門下之士，結果是“莫能對”。這時，有一個位居最下坐的士說，他可以做到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“乃夜為狗，以入秦宮臧中”，把狐白裘偷了回來，獻給了那位寵姬。寵姬得到“狐白裘”后“為言昭王”，釋放了孟嘗君。然而，昭王很快便后悔了，“使人馳傳逐之”。孟嘗君帶著門客們匆忙逃跑，“夜半至函谷關”，“關法雞鳴而出客”，孟嘗君“恐追至”，惶急之時，又一個位居下坐的士說，他會學雞叫，那就叫吧！從而引動群雞皆鳴。不久秦兵追到，但是孟嘗君已經(jīng)出關離開秦國了。“雞鳴狗盜”的成語便源于此。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說：“始孟嘗君列此二人于賓客，賓客盡羞之，及孟嘗君有秦難，卒此二人拔之。自是之后，客皆服。”

    針對這個故事，北宋的王安石寫了一篇《讀孟嘗君傳》，諷刺道：“嗟乎，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，豈足以言得士！不然，擅齊之強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？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。”這當然是王安石個人的看法，不足為訓。

    真實的情況是，在春秋戰(zhàn)國時代，士作為一個特殊階層，已然成為社會中獨立的中堅力量。于陵子仲是孟子同時代的士，是齊國稷下學派的重要人物。一次，齊王派使臣去趙國，叩問孝威太后，也就是趙威后。趙威后問：“于陵子仲尚存乎？”使臣說：“在。”趙威后說：“是其為人也，上不臣于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諸侯。”這樣的人，上對君主不敬，下不管大夫之家，中不與諸侯友善。“那該怎么辦呢？”使臣問。趙太后說，這樣的人對國家沒有任何好處，“何為至今不殺乎？”（《戰(zhàn)國策》卷二十一《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》）

    趙威后的言論代表了當時一部分統(tǒng)治者對于陵子仲這類士的看法，認為他們是國家的危險人物。

    于陵子仲這樣的士，以道自負，不肯出仕，始終保持士的獨立身份，而對當權者保持一種批評的權力。類似這樣身份的士，在戰(zhàn)國時期并不罕見，《戰(zhàn)國策》卷十一記載了這么一則故事，一位齊國人去看望田駢，說：“聞先生高議，設為不宦，而愿為役。”田駢說：“子何聞之？”齊國人回答：我的鄰居有一個姑娘，“設為不嫁，行年三十而有七子。”這個姑娘立誓不嫁，但是三十歲時卻生了七個兒子，這是怎么回事？田駢反問，這個姑娘和我有什么關系？齊國人笑道：“不嫁則不嫁，然嫁過畢矣。”您和這個姑娘一樣，說是不做官，但是您比做官的還要富貴，“訾養(yǎng)千鐘，徒百人。不宦則然矣，而富過畢矣”。您雖然沒有做官，但是您的富有與排場卻超過了官。這則譏諷士的故事，其真實性雖然難以印證，但卻說明了士在當時社會中的地位，他們身份獨立，生活富足，有些甚至“訾養(yǎng)千鐘，徒百人”。

    孔子論“士”

    作為儒學的開拓者，孔子有不少對士的論述，《論語》中總計有15次。在這些論述里，士有兩重含義，一是泛指普通人士，計3次；再是類于今之知識分子，共12次，對這部分人，孔子寄予厚望，將他們視為變革社會、恢復周禮的重要因素，故而提出了嚴格要求與殷切期冀，他認為士應該具有這樣的品德：

    一、有志于道，不貪圖物質享受

    孔子在《論語·里仁》中說：“士志于道，而恥惡衣惡食者，未足與議也。”

    士的志向是道，但是如果這個士認為穿得不好、吃得不好是恥辱的事情，那就不值得和他討論道了。

    在這里，孔子明確指出衡量士的兩個準則：第一，追求道；第二，不貪圖物質享受。

    以孔子自身為例，他雖然生活清貧，但卻甘之如飴，他曾經(jīng)說：“飯疏食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于我如浮云。”（《論語·述而》）不僅個人如此，對于安于清貧的弟子，孔子也大加稱許，顏回是孔子最喜歡的學生，“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余則日月至焉而已矣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。顏回三個月可以不離開仁德之心，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時期內(nèi)（一天，至多一月）做到。因此孔子稱贊他：“賢哉，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不改其樂。賢哉，回也！”（《論語·雍也》）在這樣的處境下，仍然安貧樂道，顏回真的是賢人啊！

    在孔子的心目中，士不應該為衣食所累，所謂“君子謀道不謀食”，又說“君子憂道不憂貧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，強調對道的追求高于對物質的追求。那么，什么是道？孔子明確地指出就是“愛人”《論語·顏淵》。士的使命是“弘道濟民”，通過道來拯救天下，治理國家，給百姓謀幸福。與西方不同，中國的道具有強烈的人間色彩，踐行道的目的，就個人而言是修身；就國家而言，是推行仁政，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說的“修、齊、治、平”，從個人修身到治理國家，都是通過道而一以貫之。

    二、行己有恥，不辱君命

    在《論語·子路》中，子貢問孔子什么樣的人可以稱士：

    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行己有恥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”

    曰：“敢問其次。”曰：“宗族稱孝焉，鄉(xiāng)黨稱弟焉。”

    曰：“敢問其次。”曰：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！——抑亦可以為次矣。”

    孔子認為，士分三個等級。第一等級，不僅對自己的行為知道羞恥，而且能夠出使外國時不辱沒國君交給的使命，也就是“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”；次一等級，“宗族稱孝，鄉(xiāng)黨稱弟”，宗族中的人稱贊他孝順父母，本鄉(xiāng)土的人稱贊他尊敬兄長；第三等級，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說話講信用，行為果斷。這種人淺薄而固執(zhí)，“硁硁然小人哉”——是固執(zhí)己見的淺薄之人呀，但是也有德行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，這是第三等士。

    簡而言之，孔子認為士分三等，上等或者說優(yōu)秀之士，要有為國家效勞的能力。即便是末等之士，也要“言必信，行必果”，這是士的底線。

    三、兄弟怡怡，慮以下人

    《論語·子路》中有一段子路問士的記載：

    子路問曰：“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”子曰：“切切、偲偲，怡怡如也?？芍^士矣。朋友切切、偲偲，兄弟怡怡。”

    切切，懇切；偲偲，嘉勉；怡怡，和悅。“朋友切切、偲偲”，朋友之間應該懇切地批評嘉勉。“兄弟怡怡”，兄弟之間應該和睦相處。

    在《論語·顏淵》中有一節(jié)子張與孔子的對話：

    子張問曰：“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”子曰：“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”子張對曰：“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”子曰：“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言而觀色，慮以下人。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。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”

    子張問孔子：“士怎樣才叫通達？”孔子反問他：“你說的通達是什么意思？”子張回答：“在國家做官時一定有名望，在大夫家任職時一定有名望。”孔子不同意這個觀點：“這是名聲，不是通達。所謂通達，是指人品正直，遇事講理，善于分析別人說的話，觀察別人的表情，寬厚包容而謙虛待人。”這樣的人才是士，而這樣的士在國家的官位上，一定事事通達，在大夫家任職時也一定事事通達。而那些空有虛名的人，表面上贊成仁，行動上卻背道而馳，且以仁人自居。這種人，做官時一定會騙取聲譽，在大夫家任職時也一定會騙取聲譽。

    總而言之，孔子認為，優(yōu)秀之士應該具有擔當精神，寬厚正直、兄弟和睦、謙虛待人的品質。

    四、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

    關于士，孔子還有不少論述，分析起來，孔子最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，即：對仁的志向。仁是道的核心，一方面體現(xiàn)于現(xiàn)實的社會層面，另一方面體現(xiàn)于理想的終極層面?？追蜃诱f：“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”（《論語·衛(wèi)靈公》）

    為了追求仁，士可以獻出生命。他的門下曾子對此作了進一步發(fā)揮，他說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仁以為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遠乎！”（《論語·泰伯》）

    弘，指寬廣；毅，指堅毅。非“弘”不能勝其重，非“毅”無以致其遠。為了實現(xiàn)這個目標，士要有果敢堅毅的精神，持之以恒，死而后已。

    不僅是孔子，關于士，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論?！墩撜Z·子張》記載了子夏這樣一句話：“仕而優(yōu)則學，學而優(yōu)則仕。”

    對于獲得官位的士來說，有余力的時候應該學習；對于沒有獲得官位的士來說，學習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。在儒家的學術體系里，士通過仕——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，否則仁只能停留在個人的修養(yǎng)上。當然，無論是官還是士，都要學習，這是士與官的最佳結合點。

    孟子論“士”

    作為孔子思想的繼承者，孟子也有許多關于士的論述。主要有這樣兩點：

    一、無恒產(chǎn)而有恒心

    孟子在與梁惠王對話時說：“無恒產(chǎn)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為能。”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

    什么是恒產(chǎn)？恒產(chǎn)，即固定的產(chǎn)業(yè)；恒心，即仁者之心。雖然沒有固定的產(chǎn)業(yè)，卻仍然保持著對仁的向往與堅守，這樣的事情，只有士，也就是知識分子才可以做到。在西方，這樣的知識分子在18世紀才出現(xiàn)，而在我國2300多年前已然出現(xiàn)了。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(tǒng)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。西方的社會學家指出，近代的知識分子，沒有固定產(chǎn)業(yè)，不屬于任何有產(chǎn)業(yè)的階層，知識與思想是他們唯一的謀生手段，因此能夠堅守自己的信念，從而與孟子的論述完全一致。

    二、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

    一天，弟子陳代向孟子請教，陳代問：“不見諸侯，宜若小然。”不去謁見諸侯，似乎是拘泥小節(jié)吧。“今一見之，大則以王，小則以霸，且《志》曰：‘枉尺而直尋’，宜若可為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如果我們謁見諸侯，諸侯聽了我們的想法，大者可以推行仁政，小者可以稱霸各國?！吨尽氛f：“曲折的是一尺，伸直的卻有八尺”，這樣的事情不妨去做吧。

    孟子不同意，說：“昔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‘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’，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”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齊景公打獵時用旌旗——一種用羽毛裝飾的旗子招呼獵場管理員。管理員認為不符合禮儀而不肯來。景公很生氣，想把他殺掉。對于這個獵場管理員，孔子很贊賞，說：“有志之士，不怕棄尸在山溝里，勇敢的人不怕丟失頭顱”。通過孔子對虞人的贊賞，表明了孟子對士的期待。

    士的精神價值

    孔孟倡導的士之精神，是儒學綿延不絕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士不僅具有知識與技能，而且關注國家、關注社會與公共事業(yè)，從而超越了個人與小團體的私力，所以如此，是因為士承襲了夏商周三代的禮樂傳統(tǒng)。春秋戰(zhàn)國，禮崩樂壞，禮樂不再出于天子，而是出自諸侯，因此孔子斥為天下無道，既然統(tǒng)治者不能承擔道，那么這個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。就“勢”而言，士與諸侯是無法相提并論的，但是士代表“道”，政權的合法性，只有“勢”是不夠的，統(tǒng)治者可以憑借武力征服天下，所謂馬上取天下，但遠遠不夠，統(tǒng)治者還必須得到“道”的支持，而道則掌握在士的手中，因此統(tǒng)治者要尊重士，從而得到他們的幫助。這就與西方不同。在西方，道是上帝賦予的，通過教會傳遞人間，教會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權，帝王之勢的合法性必須得到教會的支持與認可。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異，或者說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態(tài)的重要切口。

    總結孔孟等人對士的論述，其核心是：

    一、“以仁為己任”，堅持操守而風骨崚嶒，具有殺身成仁、舍生取義的弘毅精神。

    二、“學而優(yōu)則仕，仕而優(yōu)則學”，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服務社會，而擁有服務社會地位的人，更應該勤勉學習，從而更好地服務社會，造福人民。

    三、“行己有恥，不辱君命”，人品正直，有羞恥之心，辦事通達，待人寬厚，謙虛有禮，能夠與兄弟和睦相處。

    總之，中國古代的士有獨立人格與高尚操守，為了國家與人民的幸福，甚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?？酌蠈κ康恼撌?，不僅是對知識分子，而且對中華民族性格的形成與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，是我國傳統(tǒng)文化的核心之一，我們應該認真分析、研究、賡續(xù)，使之成為推進我國當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動力。

    （王彬，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）